近日，中国之声关注了河南孟州执行焦作市“最严禁放令”之后，提前备货的鞭炮经销商不能销售，也无法退货，导致鞭炮大量在家中囤积的现象。报道播出后，河南多地群众反映，这一现象并非个例，囤积的鞭炮不仅给商户带来经济损失，也埋下了极大的安全隐患。节目播出后河南省应急管理厅回应，将进一步加强“禁放令”之后的安全隐患监管。孟州市政府表示，已由孟州市供销社原价回收爆竹，正妥善解决问题。

随着这几年社会环保意识的普遍提升，鞭炮禁放的社会共识也越来越强。今年孟州推出的“最严禁放令”，将农村地区也纳入禁放之列，虽然禁放范围明显扩大，但从环保角度未尝不能理解。不过，实施“最严禁放令”显然不只是政府简单发布一项通知这么简单，何时推出、如何平衡好禁放与对市场的影响、面对可能引发的次生问题又该如何处置，诸多细节，其实都需要周全应对。如此，才能真正把“禁放令”的善意落到实处，并且最大限度压缩由此支付的“社会成本”。

就孟州的做法来看，“最严禁放令”在1月初才发布，距离农历新年只有半个月时间，确实显得有点仓促。这一方面，对社会预期和民众的心理是个不小的冲击，只有做好充分的民意安抚和政策宣讲，才能最大程度赢得社会的支持与配合;另一方面，正如一些商家所反馈的，他们中不少人的烟火爆竹商品在去年10月就已经完成进货，面对突如其来的“最严禁放令”，存货如何保存、商家损失如何分担，的确是非常现实的问题。就目前的回应来看，孟州市政府表示将原价回收爆竹，这既是对商家权益的必要照拂，亦有利于化解因为烟花爆竹囤积可能带来的安全隐患。有鉴于此，有类似情况的其他地方，也该及时采取相应行动。

所以，复盘孟州的“最严禁放令”所引发的争议及目前的解决方案，其最大的启示应该有三点。

一是，任何政策实施，都应该为社会预留缓冲空间，且政策越严，缓冲空间也应该越大。就以“禁放令”为例，早在2017年，河南相关部门发布的“最严禁放令”，就因为“事发突然”且“尺度大”，而遭遇各方质疑，最终不得不在3天后宣布撤回。就此先例来说，这次孟州的“最严禁放令”是否吸取了之前的教训，给社会预留了合理的缓冲空间，依然值得深思。

二是，任何公共政策的制定，都应该事先充分评估其综合影响，谋求最大的社会公约数。比如，全域禁放烟花爆竹，当然有利于环保和大气防治，但是社会的接受程度如何，对于商家及相关产业的影响又有多大，这些也应该一并纳入公共政策的制定考量中去。像突然发布“禁放令”，其可能造成对商家的影响以及由此可能增加的存放隐患，其实早就应该被“预见”。如果事先考虑到这一点，相关消息的发布完全可以提前一点、具体措施和方案也完全可以更周全一点，从而避免引发不必要的社会疑虑。

三是，任何政策的实施，都有着对应的“社会成本”，建立合理的社会成本分担机制，也是确保政策得到严格实施不可或缺的外部条件。孟州提出原价回收商家的烟花爆竹存货，这其实就是一种必要的成本分担，意味着没把禁放带来的压力和成本完全推给商家和市场。这不管是之于“最严禁放令”的顺利实施，还是避免政府公信力的损耗，都非常必要。

可以想见，随着社会环保要求和环保共识的进一步提升，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地方推出“最严禁放令”。但是，社会对于烟花爆竹禁放的整体接受度不断提高，并不意味着相关禁令的制定和实施就可以忽略程序正义与人性化的考量。无论如何，任何公共政策的出台与实施，都不应该给社会造成“粗暴”的观感、增加不必要的“成本”和社会负担，这是现代治理题中的应有之义，也是政府担当精神和法治意识的直接体现。

因此，孟州“最严禁放令”在前前后后所带来的教训与启示，实际上不只是体现在烟花爆竹的禁放方面，而是值得所有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予以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