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各行各业陆续复工，我们也要回到日常生活中。全国人民众志成城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最终必将取得胜利，这是不容置疑的。然而，面对这场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我们是不是应该深入反思，我们做了什么?我们还应该做什么?我们做的那些有问题?

从经济发展层面看，疫情控制期间一些行业受到影响，特别是疫情比较严重的地域，未来可能面临人员减少、开工不足、物流紧张、出口下降等情况。同时，受影响范围可能扩大到全国的大部分地区，上半年经济增长放缓。与民生相关的农副产品可能会减产，生活成本增加，物价上涨;人员的流动性在一定时间和地域范围缩减，企业人力成本增加推动生产成本在一定时期提高;出口的限制和农副产品进口增加，导致国际贸易出现逆差;而且局部物价上涨可能带动其他商品涨价，生产的恢复需要一个周期。

未来一定时期生活必需品可能上涨，而且不是几种或者几个行业，随着疫情结束，物价什么时间降下来需要政府部门作出预判，同时民众应该有一定的心理预期，即涨价了总比没有好，强制压价带来的市场混乱可能滋生更加高幅度的价格反弹上涨。这种调节最好由市场来逐步完成，行政机关主要任务是促进恢复生产、检查质量、顺畅物流、合理平抑价格。同时还要考虑以下问题：

首先，伴随电子商务、互联网经济发展，传统仓储式的营销模式被取代，物流业迅猛发展。遇到大范围自然灾害或者重大突发疾病，各地的救援物资有限，国家储备容量不足，这些对于未来商业，特别是销售业的经营模式可能产生一定的影响。我们不可能预见到可能发生的所有情况，但以武汉疫情为例，一些急需的医疗专用商品在全国范围内都没有大量库存，数量比较紧缺，如何支援灾区值得思考?销售行业中的物资储备部门应该保留，只不过改变旧有模式，使之市场化运作，用空间换取时间。至于储备何种门类的物资应该针对可能突发事件，不一定面面俱到。

其次，疫情暴发以后人员安置场所不足，隔离人员一人一间的隔离室数量严重不足，而且封闭结构功能不完善。目前，一些地方使用企业招待所、党校等场所临时安置也是无奈之举。以前企事业单位废弃的厂房、办公楼、宿舍，甚至是废弃营房，是否可以改造成为安置场所，平时作为青年旅馆、平价旅馆进行营业，特殊时期征用。这是一个城市建设中应该包括的内容，否则，遇到突发事件根本无法应对。

再次，关于公益行动募捐成本的问题。如果疫情已经蔓延，收治病人的医疗机构在器材、药品、设备等方面出现短缺，可以通过管理部门或者社会组织寻求帮助，包括募集募捐，首先募集的应该是保障医疗或者防疫的必需品和急需品，因为时间就是生命;其次是一般流通物——金钱，毕竟一些物资可能因为情况紧急，有钱也不能及时买到。如果供给侧和需求侧不能对接，效率一定低下。

另外，如果提前向其他地区行政管理部门通报紧缺的物资项目数量，其他地方有能力生产的部门可以加班加点生产准备，或者安排进口。不能临时抱佛脚，缺什么找什么。

最后，关于放眼长远、消化产能的问题。根据疫情防控的要求，大量的医疗、防护商品被生产出来，人员设备厂房增加，企业产能急剧扩大，疫情结束以后增加的产能一定需要消化。所以，一些特殊用品能够进口的可以适当安排，而已经顺势发展起来的企业则要提高产品质量，实现优胜劣汰——这也是一次产业结构局部调整。完全实现闲时有忙时用长久下去是不可能的，我们要在疫情防控中总结技术和经验，提升行业技术水平，避免资源浪费和人力消耗。从现在开始深入研究，有无能力建立传染病防控用品的“中国标准”，从实践中摸索前进。否则，巨大的投入、消耗，必将成为未来不能承受之重。

在防控层面，应该考虑把疫情防控与社会治理联系起来。它决不是一个简单的海鲜野味市场管理问题，也不是该不该早一点封城的问题。国际卫生组织定性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说明新冠肺炎疫情确实大面积突然暴发了。

防控包含传染病防治和社会管控，在治疗方面由医护人员积极尽职尽责完成，专业技能发挥效果需要实践检验，这里不再赘述。根据传染病防治法，甲类传染病预防、控制措施需要国务院批准以后公布实施。封闭场所或者限制交通需要履行法定程序。从理论上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后，临近高校假期、春节，其时是否可以考虑错峰放假离开武汉、减少人员聚集、限制出行或者停止旅游接待。如果说，最后出现“封城”是一种迫不得已的限制措施，那至少说明，前期存在对于传染病重视不足问题，从而导致疫情传播到全国，甚至更大范围。

一是数字管理形同虚设、信息预判失灵。这些年来，数字政府、智慧城市等成为包括湖北省在内的一些高校乃至政府青睐的对象。2019年12月底，武汉发布28个“大数据优秀应用场景”，其中包括武汉市政府应急指挥平台、大客流风险监测系统、智慧武汉时空信息云平台等内容。然而，在此次疫情防控过程中，我们很少或者完全看不到这些成果的显现。即使目前全国各地的排查，也是利用国家交通运输网的购票登记数据依靠人工展开。同时，目前的情况反映出各个部门、行业之间的数据，没有实现共通共享，流动出去五百万人的类型、去向、姓名、联系方式只能通过事后核实。这也使在境外滞留的武汉籍旅客返家无路，最后成为其他省份的输出型病患或者隐患。

二是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考量。在疫情暴发的初期，封闭或者迟延公布疫情信息是出于稳定民众情绪，还是主要考量保护本地利益，这是需要思考的。及时公布并且采取措施，可能会使武汉以至于湖北省受到损失，但是对于全国范围影响会降低。这次疫情的演变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当时更多还是考虑个人、局部、眼前的利益。

目前，疫情到了防控的关键阶段。我们需要在疫情防控中学习防控，在经历中思考，在教训后反思。一场人民健康的保卫战已经开始，相信我们一定会取得最终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