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8日，在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电视电话会议上，李克强总理指出，信用监管是规范市场秩序的“金钥匙”，要加快推进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机制，让市场主体“一处违法、处处受限”。此前，在第十届陆家嘴论坛上，上海市委书记李强表示，围绕全国首个信用建设区域合作示范区的目标，加快建设“信用长三角”。无论是国家层面的信用奖惩大布局，还是长三角的信用奖惩区域一体化，均是提升政府管理能级、促成社会良善治理的重要举措。

社会信用应记载违法信息

这里所称的“信用”，应当是指“社会信用”，指社会主体履行法定或约定义务的状况。曾几何时，由于国家未出台统一立法，各方对信用外延的认识无法达成一致。例如，有观点认为，社会信用指的是商业信用，即一个人或机构能够先行获得金钱或商品，日后再行付款的限度。据此观点，诸如非法燃放烟花爆竹遭受处罚、殴打他人被处以治安拘留、拒不执行生效法院判决等等，均与信用无关。有些人尽管违法成性，劣迹斑斑，但或许贷款的还款记录良好，信用仍称“优良”。

持此种观点的学者，大体上会援引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的立法例作为依循，称信用就是商业信用。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以逃票为例，根据美国纽约州的法律，逃票行为属于“窃取有价服务”的一种犯罪（轻罪），被查证属实后将记入个人信用系统。在德国，根据《刑法》第265条“窃取服务罪”的规定，故意逃票是以欺诈方式获取服务的行为，可以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处以罚款，自然也会记入信用记录。逃票导致信用受损，其背后的逻辑有二：其一，逃票人不尊重规则，而且还擅于发现规则漏洞并恶意使用；其二，逃票人不值得信任，实际生活和工作中的许多事情必须依靠信任才能维系下去。因而，发达国家的信用系统绝不限于商业领域。

进而言之，我们将社会信用等同于征信，则不仅在价值观上失之偏颇，而且与我国政府推行的信用管理格局相较，更是云泥之别。在此背景下，我国的社会信用体系，是否应当涵摄违法行为，答案不言自明。

信用联动须统一区域制度

历史经验表明，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模式的创新，往往发轫于地方，在反复试错、累积经验后，再上升为国家法律。信用体系建设即为典型适例。在建设社会信用基础性法律法规体系进程中，地方立法走在了国家前面，《上海市社会信用条例》的出台，使上海成为全国首家推出社会信用综合性地方法规的地区，上海的信用治理工作也走在了全国前列，无论是禁止烟花爆竹非法燃放，还是道路交通安全大整治，都活跃着信用的影子。

“信用长三角”目标提出之后，三省一市信用、环保部门已经联合签署《长三角地区环境保护领域实施信用联合奖惩合作备忘录》，拟选择区域内重点排污企业，形成14条统一的严重失信行为认定标准，推出40项跨区域联合惩戒措施。可以想见，随着旅游、食药监、质监等市场监管部门推广环保部门的做法，跨区域联合奖惩机制将普遍构建，真正实现沪苏浙皖地区 “一处失信，处处受限”，极大提升信用治理能级。

目前，国家层面的统一立法付诸阙如，只有规范性文件。但文件往往只负责指引方向，其语言的精确性、规范性与可操作性较弱，无法据此做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行为。例如，什么是信用，它跟道德有关系吗？如何 “让守信者一路畅通，让失信者寸步难行”？信息主体有异议权、消除权吗？有没有主动修复信用的可能？什么叫信用黑名单？如何确立黑名单标准？黑名单的进入与退出途径如何设定？在信息主体已经因失信行为受到处罚的情况下，通过联合惩戒在其他领域给予处罚，是否违背了“一事不再罚”之法理？信用的救济法律制度应当如何设计？信息主体对信用信息是否拥有权利？如何平衡个人对自身信息自决权与信用信息合理流动的矛盾……凡此种种，均需在法律层面上予以回应。

在此背景下，长三角地区的信用联动，务须对纳入三省一市社会信用体系的信息目录、奖惩依据、奖惩手段等进行统一，最终形成区域统一制度的格局。唯此，“信用长三角”方能行稳致远！